5月3日，礼来公布Aβ抗体donanemab治疗阿尔茨海默症（AD）Ⅲ期临床的最新数据，研究达到主要终点，donanemab治疗相比于安慰剂，显著延缓认知功能下降。渤健、卫材等大药厂的AD产品在上市历程上也均有斩获。

回到国内，跨国企业也在积极推动AD药物及其他CNS药物在中国快速上市。

礼来全球高级副总裁、礼来中国药物开发及医学事务中心负责人王莉博士告诉研发客，礼来计划在中国开展3个Ⅲ期AD临床研究，一个是donanemab除美国以外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，目前正在中国入组；另外两个是针对 N3pG4靶点开发AD药物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，并获得了中国IND。

donanemab会引起人体产生中和抗体，N3pG4正是donanemab改进版，避免人体产生抗药的抗体。

“这两个药物都获得了CDE的突破性药物认定。礼来高度重视和投入中国CNS领域，希望产品早日进入中国。”王莉说。

卫材制药亚太注册负责人菊地优子（Yuko Kikuchi）女士认为，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越来越与国际接轨，因此，跨国公司更多将早期试验放在中国开展。

据卫材中国法规注册事务负责人殷燕南女士介绍，从2012年起，卫材已在华开展多个CNS药物的全球Ⅲ期多中心临床试验。例如，中国已成为卫材抗癫痫药物perampanel和AD药物lecanemab全球Ⅲ期同步临床试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perampanel已于2019使用MRCT数据申报上市，随着CDE审评审批速度的加快，上市进程与全球首次批准时间越来越短。

菊地优子女士说，lecanemab是全球第一批与美欧日同步申报的品种，全球入组约1700例患者，中国100多例。“虽然中国临床入组启动时间较晚，但是中国研究者和监管部门十分给力，研究速度和质量也让卫材制药总部十分认可。”

卫材正在考虑将更多全球Ⅱ期临床项目纳入中国区计划。“如果中国人类遗传办审批能够加速，专利链接和数据保护制度真正落实，会有更多加入全球Ⅱ期的机会。”殷燕南女士说。

本土CNS药物研发模式

随着近期CNS药物好消息不断，本土创新企业也跃跃欲试。与在中国加速新产品上市的MNC同台竞技，本土创新企业必须在靶点和机制有所突破，在未来才有足够的竞争力。

普百思生物科技创始人包杨欢分析说，人口老龄化带来对AD的关注，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持续增长；自2019年以来，达到临床终点被FDA批准的CNS药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；与此同时，国内外在CNS领域的基础研究长达15年，在机制、靶点、技术上已有产出，这一领域积累的经验、技术、人才，加速了CNS药物研发。

“上述这些原因让国内投资人和科学家选择CNS药物。”包杨欢说。

据研发客不完全统计，国内近5年从事CNS药物研发的生物技术公司约有62家，管线很多也有AD药物。

整理|研发客

通过分析这62家公司发现，虽然AD是众多企业涉足的领域，但AD药物大多要么处在早期临床前研究阶段，要么优先级比较低，并不是创新公司最急迫开发的品类。

“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AD风险高，因此优先开发其他适应症。”包杨欢说。此外，这些公司还关注中风、疼痛、帕金森病（PD）、抑郁症、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（ALS）等。

整理|研发客

其中，创新药大多处在早期临床阶段，仍需要大量资金。

包杨欢观察到，中国Biotech开展CNS药物研发有这些模式：

第一，风投机构和大公司的高管确定方向、搭建团队，采用License-in海外较成熟的产品管线；

第二，高校的教授主导自己的原创成果转化；

第三，药厂研发高管针对已上市或海外临床中的药物开发改良型药物；

第四，运用细胞基因、核酸治疗等新技术针对ALS，PD等机制和靶点比较明确的各种CNS疾病开发新药。

和肿瘤领域已经有成熟的动物模型和明确的生物标记物不同，在CNS领域，做全新机制的药物可能需要从头开始摸索。投资人对这个领域的认识也不如肿瘤。包杨欢认为，这些原因可能是当下制约CNS的几大瓶颈。

AD重磅炸弹药物“美金刚” (Memantine)原研团队重要成员、广州喜鹊医药创始人王玉强教授认为，CNS药物研发转化成功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临床开发难度大，所以难以找到足够的开发资金。“这一领域正在慢慢被更多人所了解，国家和资本市场也开始重视，对此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学科建设也在加强。”他说。

包杨欢认为，投资人看中创始人在学术、产业、临床、投资上的资深背景，而对CNS项目依然缺乏判断力。此外，国内严重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CNS药物，此领域在药物发现、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方面缺乏人才，这是最大挑战。

神经科学家鲁白教授也认识到CNS药物研发的短板。2018年，他与在GSK时的“战友”管小明博士共同创立专注开发神经系统疾病新药的福贝生物，在临床转化上投注了大量精力，就是想为药物临床做好铺垫。

中国公司如何避免前人踩的坑

那么，中国CNS公司有哪些方法避免跨国药企过去30年在此领域所走过的弯路？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试验中心的李华芳教授建议说，国内企业的CNS药物研发要有整体策略，需围绕临床未满足需求和政策法规进行布局，并结合基础研究的进展和发现，根据新药特点制定研发策略。

“要避免跨国公司近几十年在CNS领域的失败，中国公司应充分利用过去一二十年对疾病机制的研究和数据，选准切入点大胆创新，而不应重复肿瘤药发展经历过的me too/me better，fast follow-on的模式。”包杨欢总结道。

针对CNS研发系统性挑战，如多靶点多机制，临床前药效评价依赖动物行为学，临床试验药效评价使用的量表打分主观性强，安慰剂效应干扰大，疾病异质性程度高，需要建立一系列针对CNS药物的研发思路和工具，他补充道。

除了深入了解CNS疾病的靶点，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物标志物的变化和机制，可以与临床广泛使用的量表诊断形成互补。东方伊诺董事长兼CEO董方认为，生物标志物可作为疾病诊断前移和分型以及预后判断的依据，为CNS药物研发提供客观指标。